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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智慧，放在放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则是形容有技能，有知识的人，比如能工巧匠、哲学家、能人和古希腊七贤，发展到后来，教师、诡辩家也纳入智者的行列。

  古典时期指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这一时期是希腊文明的轴心时代，文化高度繁荣，智者辈出，共同开创了希腊哲学发展史上的鼎盛阶段。那么，为什么这时期的雅典涌现出众多的智者？相比同时代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而言，雅典智者井喷式的增长有什么原因呢？

  古希腊是一个四面环海、陆地割裂，由众多小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它只是覆盖古代爱琴海—色雷斯文明圈的一个地区，其间星罗棋布，坐落着众多小国寡民的城邦，包括最有名气的雅典和斯巴达。形成这样政治格局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理位置。

  古希腊文明涵盖了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的群岛、安那托利亚半岛的西南沿海地区，同古印度文明、黄河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比，古希腊文明是十分典型的海洋文明。

  海洋众多、岛屿遍布的地理环境使得希腊不可能诞生中央集权制度，这种以海洋为主的地理环境深刻地影响着希腊人的思维活动。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讲到，埃及人认为地球是圆的，希腊人则认为地球是平的。因为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目光所及，地平线形成一个圆圆的圈；而希腊人住在临海的地方，便认为大地是一块平板，由鲸鱼托着。

  鲸鱼有时感到背上痒了，就跃起来摇一摇，于是就发生了地震。埃及人和希腊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不能说明埃及人聪明，希腊人笨，因为他们的结论都是通过你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得出来的。

  由于地处海洋，小国寡民，所以希腊人不会像人口众多的中国一样思考怎么完善制度来治理庞大的国家，因为身处汪洋大海中，他们更愿意思考人和自然、人和天地的关系，这种善于思考的习惯催生了一大批思想闪光的智者。

  除去这一点，古希腊还有着宜人的天气特征情况。虽然没有开阔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地，但广阔的海洋为希腊人提供了另一方沃土。从今天的环境划分来看，古希腊地区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

  由于岛屿众多且分裂，土地资源少，决定希腊不适合发展种植业，但独特的气候类型让希腊盛产橄榄和葡萄，捕鱼业也相当发达。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海上贸易成为希腊人获得物质材料的主要途径。

  在航海贸易中，希腊人和风浪搏斗，遨游于广袤无垠的大海之中，加上贸易活动需要频繁地和外地人打交道，练就了希腊人勇于冒险、积极开拓、崇尚自由、善于探索的精神。这些精神正是后来希腊政治民主、科学发展、哲学活跃的基础。

  马克思在论述人类文明初期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问题时指出“不同的社会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马克思的学说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因素，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族气质性格。

  海洋环境和商品贸易培育了希腊人敢于进取、充满冒险、灵活善变的精神，小国寡民的地理分布让他们热情参加社会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了敏捷善思的民族性格。所谓智者就是由这样的地理环境“养”出来的。

  为什么说民主制度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智者？我们拿希腊和中国比一比就知道了。中国古代在中央君主集权的大框架下，先是实行分封制，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每个人的权力地位都是由出生改变的，你的出生决定你的“受教育权”。

  对于出生不好的下层百姓来说，他们进入上层社会的入口根本是关闭的，连读书识字的机会都没有，自然不能成为一个“智者”。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实行世官制，也就是说只要你的祖辈做官，那么不管你的后代有没有才华和能力，都能世袭祖辈的官位爵位。这种制度与“唯才是举”的原则背道而驰，抑制了智者的产生。

  但希腊不同，小国寡民的联邦体制让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人口太少，很难形成权力的集中，所以治理国家的权力比较平均地分配到每个人身上。而且，希腊人不以出生来决定人的地位，而是靠财富多少来判断。

  梭伦改革，将人按照财富分为四个等级，前三个等级的人都有权担任官职，即使是最后一个等级的人，也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力和陪审法庭的权利。出生是没办法改变的，但财富可以，这个划分体制有效避免了社会阶层的固化，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流动到上层阶级中，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阶层的流动让每个公民都有权参与到社会政事之中，共同治理国家。到了伯里克利时代，伯里克利尤其重视公民对社会的参与感，他提出“担任公职是公民应有的责任”，只要你有才能，就可以竞选公职。

  民主制度鼓励公民参政，增长了公民的信心，公民为联邦的管理出谋划策，使社会普遍崇尚“知识”，人们把知识作为一种美德，人人以拥有知识为荣，社会上的“智者”由此层出不穷。

  在联邦的民主制度中，“说话”是一个重要的技能，因为不论是法庭审判、还是竞选职位时的演讲，都对一个人的口语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这样一个话语决定政治地位的环境下，决定了智者的产生和兴盛是历史的必然。

  当每个人都有权利参政的时候，辩论和说服别人成了必要武器。有了民众投票选举的制度，就要竞选。竞选时首要考虑的就是表达能力，如果语言表达能力强，便能说服群众甚至，为自己赢得票数。

  到了哲学家，则不单止追求论证的技巧，他们更期望通过公开辩论来认识真理、追求真理。苏格拉底的知识论证，包括在街头和年轻人辩论，还有柏拉图的辩证法，都是这种民主制度的产物。

  只是这些人是真正的智者，他们不同于单纯为了获得权力而乱扯嘴皮子辩论的智术师，而是试图将真理通过说服和辩论表达出来，这便是后世所说的真正的智者。

  希腊出现这么多智者的另一原因是奴隶制经济的存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尖锐地批判道：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样的情况为前提的。

  古典时期希腊奴隶制发达，商品经济繁荣，为社会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希腊殖民带来大量的奴隶，他们在希腊从事生产劳动，却没有相应的回报，大量的廉价奴隶成为社会的基础。奴隶制的存在让希腊能进行更大规模的工业发展，这些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

  没有奴隶制，便没有希腊国家，更不会有璀璨的的希腊艺术和哲学。智者的涌现，是以奴隶制经济作为基础的。

  古典时期的轴心时代，希腊产生了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哲学智者和德谟克里特这样的科学智者和古希腊“七贤”。这些智者的产生正是地理环境、民主制度和奴隶制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